比如，赵天宝在对云南景颇族刑事、婚姻、家庭继承等习惯的研究中，循沿功能范式，认为景颇族习惯具有惩罚、恢复、教育、凝聚、俗信及传承等六大功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数据二十条》）创新数据产权观念，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财产权或产权概念。这种慎用既体现为相关的案件极少，也体现为对大平台互操作义务的边界界定非常严格，以避免出现一刀切强制要求互操作的结果。
2022年7月通过的欧盟《数字市场法》对于开发操作系统与设备制造的守门人同时提供辅助服务提出操作系统、硬件或者软件功能的互操作要求。为此，需要不同法律制度的体系性构造，既保证小平台互操作权利的实现，又在维护公平竞争底线的过程中避免对大平台采取一刀切做法，以调动不同平台持续创新的积极性。2006年3月通过的DADVSI国民议会版本迫使苹果公司为实现互操作而披露FairPlay的源代码，苹果公司称之为国家支持的盗版，并考虑退出法国市场。为防止自然垄断企业侵害公众利益，各国均通过行业监管机构进行事前监管，确定市场准入、价格、服务质量与标准、互联互通要求等。互操作的价值与不同平台利益的差异决定了法律调控的必要性及基本原则。
后来，超过百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要求将通过的法案送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从这种开放中扩大市场影响，通过网络效应巩固自己的地位。围绕该议题，学界分别从功能、历史、规范、情境等不同进路展开了探究，由此形成了四种有关习惯的阐释范式。
他们在运用历史阐释范式时，灵活地围绕习惯法论题，对习惯法与习惯的可能关系模型展开建构，呈现不同场域与不同时间的习惯法与习惯关系模型。如有学者认为，习惯的概念源自地美士（themis，亦即司法裁判）。进入专题： 习惯 概念谱系 阐释范式 法人类学 。在近十年中国法人类学研究中，习惯的功能主义阐释范式也被诸多学者所广泛运用。
伊富高部落的禁忌有很多，比如，禁止孩子们盗窃。沙佩拉（Isaac Schapera）在对非洲茨瓦纳部落禁忌与习惯的概念探究中发现，禁忌一词在当地部落语中一般用moila表示，由于该词的内涵过于丰富，以至于无法精准地表达它的意义。
虽然他们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学术旨趣却存在共同性，即通过对习惯文化功能的参与观察，获得对习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的整体功能的深入理解。二是习惯的功能主义阐释范式将习惯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认为从习惯的文化功能阐释中，可获得对部落社会文化的全面理解。关于习惯的概念，巴顿并没有直接从词源学视角展开分析，而是以一个具体发生的案例为考察对象，认为习惯是部落社会族群成员可以实施的合法与合理行为。在对菲律宾伊富高部落社会法学问题的田野调查中，巴顿发现，习惯与禁忌是伊富高法（Ifugao Law）的基石。
特别是巴顿将习惯确定为合法与合理的行为的观点，与梅莉（Sally Engle Merry）、格拉克曼（Max Gluckman）、霍贝尔等学者所观察或记录的部落社会场域的习惯的意义表达明显不同。克拉森（Aninka Claassens）在对南非百年（1913年至2013年）发展史中有关习惯概念的意义梳理中发现，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南非法律成文化进程的日益增进，法律规范开始以习惯为外衣，习惯概念的规范性不断被释放出来。格拉克曼以其田野调查的非洲巴罗策部落社会为例，强调法律与习惯这两个概念都涵括在当地的mulao规范体系里，mulao既可以指法律，也可以指习惯，但究竟何时表达法律的含义，何时表达习惯的含义，需要结合部落社会的语境来全面考虑。（一）功能主义范式及其缺陷习惯的功能阐释，源自早期法人类学家对习惯有无文化功能的讨论。
当地人一般用paniyu表示禁忌，该词的词根iyu意为一般意义上的邪恶、恶劣，而该词的前缀pan，则意为方式或手段。习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语义尤为丰富的汉字，其所关涉的对象、范围与意义存在较大差别，既可以表示鸟儿反复练习飞翔，也可以表示对事物的了解与熟悉，还可以表示对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另一方面，着重强调习惯虽在不断变化，但适用习惯却是部落社会法官的应然义务。在伊富高部落，很多禁忌的渊源都可追溯至巫术。
该习惯规定，任何男子都不能和女子一起穿越河滩，如果男子看到女子正在穿越河滩，必须要躲起来，直到女子完全穿过了河滩，男子才能穿越过去。他们的研究旨趣在于，厘清习惯与部落社会秩序乃至新兴国家秩序建构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习惯是前现代社会的专有概念，它的意义是多元的，内含了怪异荒诞古老等意义元素。由此，法人类学意义上的习惯概念与人的行为（behavior），以及行为实践中的规律（regularity）密切相关。利奇（E.R.Leach）对马林诺夫斯基将习惯的功能阐释与文化关联在一起的做法予以了强烈批判。另一方面，作为结构意义上的习惯，其与法律、禁忌等概念之间又紧密地关联，所以，它又是非独立的，与其它相近概念共同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
胡克（M.B.Hooker）在对一起发生于中国香港的婚姻纠纷考察中提到，法官既可根据中国传统习惯来裁决，也可根据香港地区制定的法律来裁决，不过，若运用习惯来裁决，必须要考虑习惯的实践性，即该习惯究竟在实践中有没有获得普遍遵守。在拉丁语中，cōnsuēscere是动词原形，意为使……成为习惯，其过去分词形式为consuetus，意为已经成为习惯了的。
法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事实可以证明，任何习惯都不是静止的。最终，根据这幅图谱中习惯的表现形式，提供多种不同的有关习惯的阐释进路。
霍利曼在对津巴布韦境内邵纳部落的田野调查中，认真观察与记录了邵纳的亲属、家庭、婚姻和继承等习惯法。博安南指出，在提夫部落，习惯并非只有一种功能，而是在不同场域、不同时间里有着不同功能。
针对人类学界与法学界有学者将习惯法视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才发明的新概念的观点，罗伯茨提出了强烈批判。因此，从研究方法来看，他们不但使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还使用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习惯概念的法律性与实践性不断被规范性替代，由此致使习惯与习惯法、法律规范等概念经常被混用于各种法人类学文献之中。可以说，努尔习惯法就是被努尔部落法官在法庭上拿来运用的努尔法律与习惯。
若要全面了解努尔习惯法，必须要思考努尔历史上的习惯与现在的习惯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该学说的最早出现，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法人类学界对马林诺夫斯基有关习惯与法律概念的认知混乱的批判。
先有行为规律，继而才可能有作为对行为规律总结的习惯。禁忌有很多不同类型，不是所有禁忌都与惩罚性相连，或以惩罚性为核心。
但是，从习惯的动态性与多元性本质视角出发，会发现该习惯的价值、功能与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情境场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法律多元本质上是规范多元，但有关哪种规范在该‘多元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问题，却未受到关注。
可见，巴顿与沙佩拉均认为，禁忌概念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一套禁止性规定，但二者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巴顿认为禁忌与习惯的概念区别非常明显，即习惯一定是合法与合理的，禁忌则可能是合法与合理的，又或是不合法与不合理的。沙佩拉虽然没有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对传统观点展开批判，但他对习惯概念的意义认知，却与马林诺夫斯基类似。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法律多元作为论题受到人类学界与法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尼日利亚提夫部落族群中所客观存在的习惯的参与观察，博安南不但揭示了习惯与法律的结构关系、厘清了习惯与法律之间的意义关联，还借由一系列真实发生的案例详尽阐释了习惯的文化功能。
19世纪中叶的法人类学家对习惯的理论阐释，因过于强调臆测与想象，忽略经验与实践，受到了20世纪初叶法人类学家的激烈批判。习惯的情境主义阐释范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阐释范式的缺陷，为习惯的科学认知提供了新的可能。
与关注习惯法与习惯关系论题的学者的知识结构及知识生产场域稍有不同的是，聚焦法律多元议题的学者不但大多具有法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知识训练背景，且大多在法学院从事知识生产。所谓习惯的情境主义阐释范式，是指根据习惯所处的特定情境，来对其予以具体解释的范式。
博安南认为，习惯之中必然包含着规范，法律之中必然包含着习惯。但是，很明显的是，法律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而习惯体现的则是大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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